源潭买肉记---黄盖湖知青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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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潭买肉记

作者：李茂春 配图：刘阳春

      有资料记载，1960年2月，邓小平、彭真、刘澜涛、杨尚昆四位中央领导到安徽视察工作。曾希圣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委一些领导向他提出，中央四位领导一起来安徽，这是难得的聚会，应当破例请他们吃一顿饭，但曾希圣坚决不同意，说：“毛主席和周总理来了，我们也没请客嘛。”后来，省里几位领导不约而同地来到他家，都主张要请一次客。曾希圣想了想，说：“好吧，请！但我们自己拿钱。”他把食堂的小孟师傅叫来，自己先交五元钱，要小孟到几位书记家里，每家收，总共收了三十五元钱，又叮咛小孟：“就用这三十五元钱，做一顿可口的便饭，不准用公家一分钱。”“开宴”时，曾希圣对邓小平等人说明了这顿饭的来由，小平高兴地说：“老曾，你这个办法好。请了我们的客，又不花公家的钱，真像当年延安一样。”

      这个故事现在听起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匪夷所思，但当年却是千真万确的一件真事。请客吃饭实在是一件小事，但小事往往能体现一个人的真性情，群众正是从这样的小事上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正直品质和严于律己的作风。



      日子往后推移个七八年，到了衡阳知识青年下放黄盖湖农场的时候，那时发生在知青身上的事情，也是令人匪夷所思，但也是真的。黄盖湖农场名字前面的定语“国营”两个字，是金子招牌，也是政治招牌，经济，物资上的一切，是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年月所有产出的农产品，全部属于国家所有。

      由此，黄盖湖农场虽然是粮仓，所产的粮食，除按国家指标准予留下的以外，其余颗粒归国家所有；农场是生猪养殖基地，喂养大的生猪，大部分主要完成国家外贸出口，换取外汇；农场是养鱼的基地，每年冬季干湖干塘的成千上万斤鲜鱼，全部供应给了城市。所以，农场也和当时的中国城镇一样，实行人均粮油等级物资定量计划供应，知青每月的标准是：粮食指标45斤，棉油二两，一年到头只有“双抢”时节和春节可以吃到肉，其他日子是难以吃到肉的。




      当年下放的时候，知青多数都是十五到十七岁的初高中生，正处在长身体营养需求旺盛的阶段，加之每天超强度的体力劳动，身体消耗极大，食堂每天的南瓜、黄瓜、萝卜、白菜，总希望菜里面多点油星子。有时在一起干活，说到吃饭，梦到吃肉打牙祭的机会最多，那年月有餐肉吃，也是一种不敢奢侈的幸福了。

      知青王民希是群英生产队食堂的伙头军，总想着给大伙把伙食办好，但巧媳妇再好也难办无米之炊啊。

      又有好些个日子没看见肉星子了，伙伴们嚷着叫想点办法。唉！既然农场内部没有供应，是不是到周边“资本主义尾巴”没割干净的人民公社自由市场想想办法，也许天无绝人之路，猪肉总是要让人吃的。农场周边，到江南公社去，路途不远也只有十多公里，但赶早的农民多，等赶去时，往往不是扑空就是所剩无几；了处山峦丘陵的源潭公社，农民的生活不如江南公社的农民殷实，来回足有五十多里，路是远多了，买到肉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这天，伙伴们算计着吃肉的主意，经过一番分析打探，伙伴们一致决定要王民希到源潭买肉。早餐过后，一伙人就相拥送到路口，催王民希上路。“中饭你就不用管了！我们会帮厨的。晚餐就等你的肉回来啊呀！”有人一语双关地说着俏皮话：“钱要放好啊！莫掉了钱打空手回来！”年轻人想象总是丰富多彩的。

      王民希带着一副挑子扁担兴冲冲地就上路了，操近路往源潭直奔而去。什么沟埂田塘，什么鸟鸣牛叫，什么壕沟草蔓，一路小跑就往前赶。来到只有一条横街的集市，满街都是些挑担提篮的农夫村妇，在路边摆出少量的自留地出产的农副产品，鸡蛋、鸭蛋，旱烟叶、木把木棍，以换取购买油盐和生活必需品的零用钱。在擦身而过的人流中，偶尔可以看到有人手里提着用几根稻草捆上一条窄窄的五花肉，或者一块方方正正带皮的肥肉，那时膘膘厚厚的肥肉比瘦肉卖得快。




      王民希急忙寻找到供销社定点的一处肉摊，睁大了眼睛：“有肉！”揣在心头的那种兴奋、期盼，是现在的人无法理解的。王民希指了指一块上下均匀切去肥肉带有排骨的鲜猪肉，试探性地向砍肉的店员慢慢地伸出两根指头，卖肉的男店员操起浓厚的源潭方言笑嘻嘻地先开了腔：“你是买两斤肉呢，还是买两根排骨？”为了把伙伴期盼的肉买到手，王民希入乡随俗的用本地方言回答：“就买这块二十斤的瘦肉，好吧？”周围的人闻声，都睁大了好奇的警惕的眼睛，用疑问的眼光扫视着一张陌生的面孔，打量着不知道是何方来的要买这么多肉的稀奇人物，店员也一边切肉一边不放心地盘问原由。王民希在周围警惕的眼光中，只好一五一十地“汇报”起来。当得知是黄盖湖农场来的衡阳伢子跑了几十里为集体食堂采购猪肉的，周围的老百姓才放心地散开，当时王民希就弄不明白了，为什么会引起老百姓产生警惕的眼神呢？用现在的话来解释，就是计划经济的那年月，肉类这样的农副产品在城里都是定量供应的，如果有人利用时间和空间上的便利，将大量的农副产品，从甲地倒腾到乙地出售，赚取其间的差价，叫做“投机倒把的坏分子”。估计那时农民兄弟，就以为王民希是倒腾资本主义尾巴的坏分子。现在想起来又好笑又好气，不过如今怀旧性地端着这碗醇香怀旧的清茶，却是一杯难忘的菊花茶了。

      王民希贴身掏出一把整整齐齐的零碎小钞，二十斤肉，十五元六角，一手交钱，一手取货，心中就是那个美呀！这一趟几十里地没白跑。




      想着大家期盼的眼神，挑上担子就往回赶，一路上风也顺了，花也香了，鸟鸣也清脆了。就连在地头劳动的人们感觉好像都在看王民希在舞台上表演：甩开两手，迈开双脚，肩上的扁担竟然不用手扶，稳稳当当随着脚下的节奏一上一下摆动。穿过竹林，跨过田埂，一路小跑碎步，就差音乐了……

      他回到队里早已是饥肠辘辘、汗流浃背。立即生火做饭，一顿丰盛的晚餐刚刚做好，就听到伙伴们收工的脚步声。接着就是：“好香啊！今天要吃两钵饭。”“辛苦了，真辛苦了！”大家你一声，我一声地吆喝着。王民希赶紧将一份份饭菜递到每人手上。第一个人夹了一块肉放到嘴里：“好久没吃肉了！”第二个人又发出感慨：“真舒服呀！”看到大伙围坐在一起，捧起饭钵，大口大口的吃饭的情景，那种享受、那种满足、那种幸福，几十里的奔波和劳累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虽然这只是在黄盖湖农场知青生活的一朵浪花，但却是知青生活的真实写照。当年知青年轻吃得多、吃得香，但王民希说，直到他们向毛主席报到那天为止，他们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当年为了祖国，像全国的知青一样，他们更能吃得苦。